这些年，有关中国消费新三座大山的问题，似乎一直令人困扰，很多人也在议论，如何解决中国消费力度不振的问题。

不少人认为，医疗、教育、住房这三座大山的费用，在中国人民收入的占比过高，以至于人们没有足够或多余的金钱进行消费。再加上这两年又有人说，中国面临经济通缩，使得一些人不敢消费，不愿意消费，以至于中国经济难以增长。

此外，美国财长耶伦于四月访华的时候指称中国产能过剩，耶伦认为中国应该提振国内的消费，不要老是依靠出口来提振经济增长。

似乎，一些人惯于把问题推向中国的消费，老美也说中国不能够只是依靠出口，而且还塞给中方一帖“药方”：希望中国人的储蓄率低一点，消费大方一点，商品生产少一点。

有关人民消费力度问题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？中国消费问题是不是真的如一些人所说的，外国人对中国消费力度的批评对不对？

1 消费呈现微幅上升趋势

看看数据，2021年，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.3%，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5.9%和38.4%。这个数据的确远低于OECD经济体77.3%的平均值，其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8.3%和59.0%；也远低于72.0%的世界平均水平，其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7.1%和54.9%。

我们也不需要援引太多的数据，平实地说，跟世界平均相比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的确偏低。而所谓的三座大山对人民消费力的影响，也的确是个问题。

再参考另一组数据， 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，从1960年代超过60%的高位一路下滑，这一点也为一些人所诟病。不过，杨风认为应该要参考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，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较为封闭。最好是参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据。

可以看到，从2010年后，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保持微幅上升。其中在2020到2022年期间。消费占比有所下降，这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。整体来说，中国消费在GDP的占比是保持上升的趋势，虽然上升的态势缓慢。

就以2022年来说，消费占比上升到39.4%，比前一年上升了一个百分点。

这表示，政府和各界都注意到了消费对经济贡献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没有做，但“可能”需要慢慢来，因为人们的消费习惯，社会的经济结构需要时间来改变，不是一蹴可及的。

2 增进消费力度不需要急

就以消费习惯来说，除非是个人财富有重大转变，或是人生际遇遇到转折，个人消费习惯通常难以改变。不过，不同世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消费观和习惯，例如，我这一代的人通常比父母亲那一代的人愿意多消费一些。

而我的下一代，也可能比我这一代的人愿意多花一些比例的钱消费。这是世代间的差异。

举个例子，1991年12月苏联宣布解体。之后，有许多工程、科技人员离开俄罗斯，移民到欧洲和美国。

当时我遇到一位从俄罗斯出来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，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。他把妈妈从俄罗斯接出来，过了一段日子后，他发觉妈妈常常把面包和一些食物藏在床底下。因为他妈妈经历过苏联时代末期，那种物资缺乏的日子。

有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急于解决一些问题，一来急也没有用，二来，时间往往能够解决棘手问题。每个世代的消费观念都会有一些改变。

我们这一代的消费占比如果是39.4%，20～30年后，我们下一代的消费占比可能冲上了50%，和世界平均的差距就拉近了。

3 政府增加对外合作项目

再看看这个曲线图。黄色部分代表政府支出，几十年来也是稳定、微幅增长。以政府支出而言，还可以再增加两三个百分点。

过去，政府花了相当的资金比例在基础建设上，举凡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机场、港口、通讯设施、电力设施等。

2020年5月，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实施零技术的芯片封锁，中国政府和民间大力投资半导体产业。于是就产生了新基础建设，政府把一部分资金或支出投入于科技建设。

但是这可能还不够，还有另一种做法。政府可以强化把一些资源释放给民间企业。例如，增加向民营企业的采购，服务项目外包等。

这方面是属于政府合同，由政府对外发包采购和服务工程。如此，政府可以“主导”计划的推行，而民间私人企业可以获得政府的采购或服务合约，这是真正的“藏富于民”，让民间私人企业负责项目的执行，增加雇员，也就增加了就业率和消费。

有些人可能批评说，把政府合约外包，会造成政府工程、研究经费，或是单位运作被私人企业“坑”的情形，例如虚报经费 ，或是谎报研发成果等。

说实在的，不需要因为一些害群之马，过去不好的案例，就把整个良好的立意打翻，不让政府做。

只要运作得好，政府合约可以主导计划的进行，对社会经济秩序也可以发挥引导作用。举凡政府的采购资金，聘雇人员的薪资等级，网络与安全，对社会的物价、薪资调账等都能够发挥影响。

举个例子，美国联邦政府对外发包很多的工程，甚至联邦政府计算机部门的运作，有很大的比例是外包。

2008年，美国闯出金融危机的大祸，联邦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是让美国脱困的一大主因。

然而美国联邦政府透过对外采购，增加聘雇人员，以吸收社会失业人群等，也帮助了美国脱出困境。

4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太便宜？

还有一个议题，有些人认为，社会薪资水平难以增加。例如，通货膨胀上涨，但受薪人员的薪水不涨，或是涨得少，涨得不够快，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。

又有一些人批评，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太便宜了，这是苦了中国的生产工人，便宜了国外的消费者。

这方面的说法有道理啊！

我们就以前面那位俄罗斯软件开发人员的故事来说，中国之前穷，国家、社会缺乏资金。所以希望外资来华投资。需要海外大量的资金，也需要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。

那时候中国经济着重出口，希望多出口一些产品，来创汇。从而慢慢累积资金，民间也累积财富。

因此生产的东西一定是便宜卖，不便宜卖怎能够抢到订单，抢得市场？

问题来了， 这两年中国出现所谓的出口新三样：电动汽车、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。

这些是属于中高端产业，尤其是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方面。

然而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品出口价格还是过于便宜，以至于对中国生产工人薪资的提升，也就有限。

之前杨风说过，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不能够以白菜价卖出。但事实就是，中国厂商的电动汽车价格，几乎只有外国同级厂商的一半。

这方面就难办了。一方面厂商习惯于过去的“压价”，压低成本，不压低成本就难以抢得采购合约。而员工薪资当然是成本之一，因此也就自然成为成本控制的项目之一。

5 政府出面征收附加费

这方面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，中国电动汽车的成本够低了，难道不能适当提价吗？难道非得要等待另一个世代？

这时候可以有一些参考做法，虽然不能全然解决问题，但可以减缓一些问题的副作用，降低社会矛盾。

一，确保员工该有的福利，例如五险一金的贯彻执行。

二，对于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。政府可以征收一些特定项目的费用，例如环境保护费。

比方说，稀土元素的开采和提炼，钢铁，镓和锗金属元素等。

又，2021年中国政府针对一些钢铁产品取消出口退税，增加出口关税，就是一个例子。

没办法，由于厂商，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，往往会为了抢订单，因而压低价格。

针对中国厂商“杀价”的特性，国外大厂和大零售商往往会利用自身大量采购的优势，对中国厂商“砍价”。中国厂商在这方面吃的亏可多了。

例如美国的沃尔玛，对中国厂商的砍价是砍得一塌糊涂。一个在美国沃尔玛店内销售$12.95美元的商品，打折的时候是$9.95美元，然而从中国厂商的采购价格可能只有$0.5美元，或不到$1.0美元。

沃尔玛超市是美国的大零售商，以计算机、手机硬件厂商而言，苹果公司是全球砍价最狠的，一台千元美元的手机，苹果付出的采购成本大约只有一半的价格多一点。

这时候，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，征收一些附加费。

政府征收的附加费可以灵活运用，可以考虑时机、时间长度、产业对象等。

征收的附加费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基础建设项目，改善投资环境等。

就以电动汽车产业来说，由于中国厂商的竞争力太强，美国又有话说，那就如美国的意，征收一些附加费，借以抬高整体的出口价格，不会因为尝试惯于竞争、杀价格的缘故，让出口价格停留在白菜价。

由于之前，政府为电动汽车产业提供一些补助经费，例如充电桩的建设、消费者的补贴。当产业成熟，有竞争力，占据全球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后，政府征收一些出口附加费用也是合理的，同时也符合WTO的公平价格精神。

6 政府扮演市场调节者

这时候又得提另一个观点。

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，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人民币，当时称之为“四万亿投资计划”。

当时有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批评说，政府投资导致浪费，还说，瞧瞧，政府盖的马路/高速公路没有什么汽车在上面开。

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呢？

其实，这样的批评过早了。马路刚建好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车在上面开，这是肯定的。

但过了一两年，两三年之后，在其上的车辆就会增加。杨风看到一些例子是，在初期的时候没什么车辆，但两三年后几乎出现塞车的情形。

再换一个角度想，这些基础建设由政府来做有什么不好？就是应该由政府来做。不要学美国，让私人企业把持基础建设。

私人企业把持基础建设的结果就是，没有利益，缺乏利益的地方或项目，私人企业就不做。

看看美国的通讯设备、电力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中国，就是因为如此。

就连一些美国大城市，十几、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，其光纤网络也未必是全然覆盖。

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以后再来谈论。

如果2008年，中国政府听从这些经济学者的批评，那中国的基础建设就没有今天的规模，也会从而影响一些中国生产商的成本。

总结来说，中美国情不同，中国政府可以扮演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调节者的角色。

7 中国需学习定价

最后，中国厂商需要学习如何为其产品做适当的定价，而不是一味地竞价、杀价，不能够什么事都依靠政府来做。

这方面尤其重要，中国业者要学习西方掌控市场，掌控市场定价机制。

当然，在这方面我们也不需要过于悲观。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制定的价格偏低，那是因为现在处于“战国”时期，大家拼价格拼得激烈。

等到电动汽车价格的战国时代过去，可以再瞧瞧定价机制是否会改变？

举个例子，多年前美国资本的Uber（优步），和中国的嘀嘀打车（滴滴出行）在中国“火并”价格，抢市场。双方力拼之后，Uber和滴滴达成协议，将Uber在中国的业务出售给滴滴，交换一定比例的滴滴股权，然后Uber退出中国市场。

Uber退出中国市场后，没多久，滴滴就调整了价格。大家对这一段应该还记忆犹新。

虽然这并非是绝佳的例子，但可以解释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厂商还在力拼市场份额的战国时代。等到尘埃落定后，自然不需要把价格定得这么低。

因此，回给美国财长耶伦的话，不用担心中国产品价格过低，未来某一天，总有一天会调涨价格，中国厂商会一定赚到美国人的头上。现在美国人民可以享受中国低廉，又好的产品，就尽量享受吧！未来就不见得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。

8 结论

增加消费在经济的比重，需要一些时间。此外，可别说政府没有重视三座大山的问题。这几年中国整顿房地产业，教育补习产业，医疗反腐等，不就是重视这些问题吗？

如今房地产价格不再疯涨，教培行业也经过整顿，虽说不完美，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一些负担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企业、厂商和政府要想办法掌控定价权，这包括稀土元素、大宗商品，以及一些商品的定价权。唯有掌控定价权才能够保障利润，而不是微利、薄利。

当然，除了定价权的掌控外，还需要掌握科技的标准。这两方面都是漫长之路。

需要澄清的是，商品价格不单单是对产品定价，即便厂商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，也未必保证对产品的定价权。

美国之前就是掌控了定价权、科技标准和规格、金融标准等，因此对全球商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，也因此享有高消费能力。

是以，我们不能只探讨增加消费力度这一项，而是需要全方面地探讨，全方位地争取定价权。

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股神贷，我们下期再会！